不久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了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科技竞争力是其中八项指标中的第七项。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本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列第31位。
《洛桑报告》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权威经济分析报告。其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历来被一些国家列为重要的发展“参考书”。我国自1994年列入参评之列。就洛桑报告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笔者走访了国内部分科技指标和国家科技竞争力方面的研究专家。
●科技竞争力不等于科技实力
1999年度，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就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杨起全、吕力之两位研究员指出，《洛桑报告》指标数量和内涵各年常有变动，1999年度该报告中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大幅下降，与新增的6项指标我国排名靠后有很大关系。当时，新增的6项指标中5项都是人均指标。他们解释说，科技竞争力和科技实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管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有多大的波动，我国的科技实力还是比较平稳发展的，排名应该在世界前10位。世界各国都在提倡“科教兴国”，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也并非没有成效。
两位研究员说，1998年中国科技竞争力由第20位上升至第13位时，“我们当时就有比较冷静的分析”，新增的两项指标“研发设施重新配置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法律环境制约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程度”均是软指标，前者中国排第二，这表明了中外企业家和专家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效果的认同程度；后者排名第15位。这两项当年新增指标对中国的排名起了部分拉动作用。
两位研究员说，洛桑报告的指标体系仍处于完善阶段，作为参考评价体系，该报告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目前我们并不能以一两年的排名升降作为判断国家科技发展状况的唯一根据。我国的科技竞争力绝没有报告显示的这么大波动。
●R＆D投入严重不足是重要原因
在1999年度各项指标排位中，我国仅两项指标位列前10名以内：“R＆D（研究与开发）人员总数”和“企业R＆D人员总数”均列第4位。
在“R＆D经费支出总额”一项上，我国尽管排位连年提高，但从“R＆D经费占GDP比重”来看，我国是倒数第11位，研究与发展经费仍居世界较低水平。专家指出，世界各国都将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投资。其中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R＆D／GDP），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
两位专家颇为忧虑地说，按照一般规律，研发经费占GDP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在1％到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则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可能比较强。印度今年1月3日召开的科学大会上说，去年（1999年）他们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0．86％，今年准备提高到1％，2005年准备提高到2％，日本、韩国等国家1997年这一指标就已分别达2．83％、2．79％，瑞典更是高达3．59％。美国1999年这一指标也是2．79％，投入2470亿美元，同年我国研发投入为600亿人民币（合70多亿美元）。1998年我国R＆D／GDP为0．69％，但按一些专家的模拟推算，要达到2000年R＆D／GDP为1．5％的预期目标，1998年就应达到1．1％以上。1999年我国R＆D／GDP为0．71％，按常规推算，预期的“九五”计划的1．5％指标将难以达到。这对于我国科技竞争力水平的提高影响巨大。杨起全说：“这么少的科技经费投入，怎么支撑得起这么大的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需要？”吕力之说：“1995年科技大会上即提出增加研发经费，到2000年占到GDP的1．5％，现在看起来够呛了。”按此比例，今年我国的研发投入要从去年的600亿增至1350亿。钱从哪里来呢？
今年报告中“合格工程师可获得程度”一栏与“合格信息技术人员可获得程度”我国均居倒数第一位。杨起全说：“这既揭示出这两类人才紧缺的现状，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家对合格科技人才的渴求。但是，实际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指标居世界前列，每年各大院校出来的理工科毕业生更是数目庞大，企业却还喊着‘没人’，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学历与能力脱钩？还是企业用人机制出了问题呢？”工程化是我国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工程师的缺乏显然与工程化的薄弱有密切关系；信息产业是当前发展最为迅速的知识密集产业，我国在这方面人才不足。R＆D人员总数我国排位很高，而这两个指标却如此之低，两者对照，反映出我国人才结构上的严重缺陷。
●企业还没能成为创新主体
洛桑报告非常重视企业的创新能力，它认为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是社会科技进步的基本落脚点，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两位专家说，从报告的各项指标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内除少数几家企业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创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企业的通病。他们强调说，企业能不能重视研发，关乎中国的未来。
各国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普遍利用专利指标作为主要指标衡量分析一国的技术创新状况。在《洛桑报告》中，我国本国常住者获取专利授权增长率出现负值。
两位专家指出，这说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发明产出数量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少，科技活动产出效率较低。“知识—技术”互动不足。
对2000年度科技竞争力排名下降影响最大的指标，是“企业间技术合作”和“企业与大学间技术转移”，前者排名第35位，比上年下降10位，是所有指标中下降最多的一项。”
据介绍，技术转移与技术合作状况是近年国家技术创新指标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国的创新体制和机制是否完善。
杨起全、吕力之两位研究员表示，他们对全国3346家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作过统计调查，也证实了我国企业技术开发合作及知识技术的流动确实处于较低水平。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我国技术创新活动中“合作研制”和“委托研制”的比例分别为12．4％和3．9％，这在企业技术创新来源中所占比例是最低的。杨起全说，就是引进，也还存在怎么引进的问题。我国许多企业与其说是在“引进”科技，不如说是“买进”科技，企业家对于购买设备的热情超过了对于培养自身企业创新能力的热情，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关系、引进技术费用和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之间的比例，我们国家都非常低。企业不要说自己研发，就是能想到购买专利的都很少；买回了生产线也不消化吸收，生产线落后了，更新时也只是想到购买新的生产线。我国设备引进率达到85％，其他如技术转移、专利许可等方面的引进不到15％。这和日本韩国不可同日而语。
创新能力低还表现在我国内部技术交流、知识流动迟缓，原因有多个方面，诸如知识产权的合理认定与有效保护，社会深层文化积淀对企业合作精神及对“竞争性合作”观念形成的影响等等。杨起全指出，90年代我国经济仍主要以外延扩张的方式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尚未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这种状况反映到科技指标上，就出现R＆D／GDP比例始终在0．6％～0．7％间波动，无实质性突破。
●科技创新系统的整合效率降低
洛桑报告的一个特点是比较重视“社会化大生产”。杨起全说，科技的发展，只有在各类资源之间最佳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效益，社会是个宏观大系统，大学、企业等都只是它的子系统。当然每个子系统自主发展壮大，对于社会的进步也是好事，但如果子系统与子系统间不加强横向交流与整合，没有发挥“社会化大生产”的功能，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阻碍。不是学校和研究所办企业不对，做总比不做好；但是其他子系统的相关呼应系统没有形成，尤其是企业与学校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对于科技的整合能力还是明显不足。
两位研究员指出，洛桑报告对我国知识、技术交流与合作状况评价下降说明了“我国科技创新系统的整合效率降低”。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个别地方违背了科技与经济分工协调的基本规律，超前要求科技活动实现商业化，特别是采取限定时间的强制性措施，使大学和科研机构以自我实现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改革？破坏了科技经济大循环的运行机制，既浪费了大量的技术开发人力、物力资源，又加剧了科研院所的封闭倾向，反而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
对我们大学办科技企业，包括微软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在内的许多人曾提出尖锐批评。在国外，像美国硅谷的大学也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办企业。如果一位教师去创业，他可以停薪留职，企业成功了，他就可能干下去，若创业失败了，他可以返回学校教书。这都是个人行为。而中国的大学则不一样，学校出面开了许多公司，学校要为企业的职员提供住房、申请职称，为企业提供地皮，为企业上市申请政府指标。企业若挣钱还好，若亏损了，学校就要牵扯更多精力。这就是我国科研机构75％以上的科技力量已投入经济主战场，而科技与经济结合还没有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洛桑报告认为，学校应专注于教育，为企业和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科技、教育、经济的结合日趋紧密，但是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分工、协作机制并没有消亡，专业化依然是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主要方式。我国目前的许多做法忽视科技发展自身规律，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经济效益。这种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在自身基础上成长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现在则有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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